Nancy Hartevelt Kobrin, Ph.D.

关于穆斯林圣战组织

我所著《深层沟通词典》（deep dive dictionary）揭示了穆斯林极端主义者之间的非语言沟通方式，这些沟通方式显示了极端组织成员的特别的心理困扰。另外，我用了八年时间完成了《Jihadi词典：面向军队、法律部门、政府和有关公众的实用工具》（The Jihadi Dictionary: The Essential Tool for Military, Law Enforcement, Government and the Concerned Public）。这部词典被权威杂志《心灵》给予了特别关注和评论。目前这本词典已经被翻译成法语（翻译者：Joëlle Perelberg-Houriez），即将被翻译成西班牙语（翻译者：La Universidad de Gr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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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Jihadi词典在反恐研究领域开启了其儿童发展研究的一个亚领域。在这本词典里我区分了害怕（fear）和恐怖（terror）这两种情绪。恐怖是更为深层的、早期的和非语言的。圣战成员用一种“母婴哑剧”来表达他们的恐怖。他们体验不到恐惧感，而是变成恐怖本身，并且把它投射给我们。让我们关掉投影屏幕上的声音，听听Jihadis实际想说什么？

​这本词典是否有用？这里举个例子。一些法国律师在为Sarah Halimi——一位被穆斯林极端者杀害的受害者——寻求正义，这本词典被这些律师作为此案的参考材料使用。加害者Kabili Traoré当时正处于大麻引起的兴奋状态。他还有一系列其他毒品的使用史，例如芬乃他林等。大麻是jihad的一种武器。他们使用的“暗杀者”（assassin）一词也是来源于阿拉伯语的“大麻”一词（Hash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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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客体的错误使用

类似于儿童在游戏治疗中，Jihadis难以自省内心的恐惧（terrors）。他们从未发展出反求诸己、自我观察的能力，无法明白为何自己那么持久地沉湎于愤怒之中。他们的精神处于较为原始的状态(G.Burgess Levine)，缺乏共情能力。他人在他们看来不过是物体一样的存在。他们把谋杀性的精神状态投注到犯罪现场。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行为所体现的内在心理状态昭然若揭。他们也将自己同坚硬的客体，例如武器、炸弹等联结起来，以支撑他们脆弱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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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母亲的联结 & 创伤性的联结

在我看来，Jihadis的暴力活动，是他们与他们的母亲（或其他首要照顾者）的联结方式的非语言重现，因为人类是通过母性依恋关系无意识地学会与他人联结的。圣战者通过暴力的方式与我们联结。这种创伤性的联结模式 (Dutton的观点)常见于边缘性人格障碍和精神病性的人格者。在崇尚耻感的文化里，与自己的母亲在心理层面的分离是一种社会禁忌(Timimi)。个体的需求被无意识地体验为有害之物。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会持续地把这种有害性投射到我们其他人身上。​

​然而我们不能归罪与他们的母亲，因为她和她的孩子们也是极端虐待的牺牲品。整个父权制社会都是建立在对女性的虐待的基础上。其他少数族群（例如同性恋者）也被父权者体验为带有威胁性的女性（threatening female ），从而被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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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杀害

家庭暴力中的谋杀-自杀以及荣誉杀害（honor killing）便是创伤性联结的表达。这也是为什么在Jihadi文化中家庭内部的暴力有那么高的发生率。在崇尚耻感的部落文化、部族文化和黑手党文化中亦复如此。Jihadis是一种包含高度耻感的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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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耻-对儿童灵魂的杀害

绿色王子，哈马斯之子（The Green Prince, Son of Hamas）曾说：耻辱是最大的敌人。在阿拉伯穆斯林文化里，男性必须愿意用热血来保证自己的男性荣誉。女性如果失去了荣誉，则必须以死谢罪。那些被后来转化为极端分子的人，也来自羞辱性的家庭环境。如果仅仅向孩子吼叫就能引发严重的焦虑，可以想象在一种慢性羞辱的环境下成长的生活是何种样子。以及一位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女性成为母亲以后对她的孩子会是什么态度。这是一种迟早要引发灾难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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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火山精神状态

我发明了一个概念，冰火山精神状态（The Volcanic Iceberg Mentality），用以描述邻家的好人变成大屠杀者这种现象。精神病学家Nidal Hassan 在特克萨斯的胡德堡军事基地（Fort Hood）从事的屠杀行为就是一个例子。在表面的友好冷静之下，他内心实际上是一座愤怒的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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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于幻想的意识形态

政治意识形态无非是这座愤怒火山的包装物。Jihadis的基本的内在问题被巧妙地包裹上了意识形态的伪装，使他们对世界的颠倒了的觉知找到藏身处和被合理化。其实古代的先知们对这种扭曲的心灵早已有所觉察，他们说：祸哉，那些颠倒善恶之人。（《以赛亚书》，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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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的脑部活动——意识之外的觉知

(神经科学家) 

政治意识形态是富含情感的信仰，这种信仰来自母子依恋关系未能满足需求时产生的无意识幻想。这些幻想源自大脑那意识之外的95%的活动。当人工智能技术试图接近无意识功能的时候，精神分析实际上是在无意识的核心在工作。精神分析是一种独特的努力，致力于把无意识的意义符号化。所有的人类行为都是潜在地富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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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博士学位，伊斯兰文学

我希望自己对于中东地区进行的学术研究能够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因此我攻读了伊斯兰文学博士学位，这是我的第一个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16世纪西班牙穆斯林圣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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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罗曼语和闪米特语方面有广泛的语言背景。已故的Anwar Chejne教授是我的导师。他是《穆斯林的西班牙》（Muslim Spain）一书（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74）的作者。我在他的指导下研究中世纪时期伊斯兰、犹太教徒和基督徒在西班牙的共存（ convivencia, coexistence）。事实上，在他的书中对Jihad没有提到一个字，甚至没有提到柏柏尔将军塔里克·伊本·齐亚德在公元711年对西班牙的入侵。

​在我攻读博士学位之前，我获得过两个学士学位，一个专业是西班牙语及葡萄牙语，第二个专业是犹太研究。然后我获得了一个西班牙语及葡萄牙语专业的文学硕士学位，以及有关圣经中的希伯来、拉丁和中世纪意大利方面的研究生后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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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

这些研究之后，我在芝加哥精神分析学院攻读了可以说是“第二个博士学位”的精神分析训练。在那期间我居住和执业于Minneapolis的St Paul市。我给精神科医生上课和做督导。专长是创伤后应激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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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1983年黎巴嫩发生卡车炸弹自杀袭击发生时，我帮助为受此事件创伤的人士以及受害者做心理辅导，从此开始研究jihadi施害者的内心和身体语言。我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思考施害者和受害者之间的暴力联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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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马里和明尼苏达

虽然我探讨的主题看起有点学术化，我其实一向主张研究应该接地气，所以我的临床训练和社区工作给我带来了很多启发。在2005年，明尼安那波利斯的McGowen警长邀请我对325位下属进行有关极端伊斯兰现象的培训。当时我对监狱中的犯人进行了访谈，他们中有很多来自索马里和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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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7年，我和两位加密犹太人（crypto-Jews）开始通信，一对母子，儿子在索马里出生长大。他们在摩加迪沙局势恶化的时候被困在那里。这位年轻人让我对索马里文化有了第一手的理解。我也学习了一些索马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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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

我于2009年毕业于人类地域项目（Human Terrain Program，Leavenworth, Kansas）。这个项目与位于奥马哈（Omaha）的内布拉斯加大学的美国军队和阿富汗研究项目共同举办。我被安排在阿富汗的海曼德省（Helmand Province, Afghanistan）。我修过达利语和普什图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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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

2010年，我实现了终生梦想——移民以色列，并继续我的工作。我已完成五部研究著作，其中三部已被翻译成希伯来语、法语和西班牙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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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

另外，我也参与了以色列和巴基斯坦关系正常化工作。我是第一位在伊斯兰堡接受现场采访的以色列人，在2020年八月，伊斯兰苏菲派领导人Syed Peer Mudassir Shah对我进行了访谈。这位巴基斯坦人是在阅读我的第一本书《自杀袭击式恐怖主义的陈词滥调》（The Banality of Suicide Terrorism）后和我取得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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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alizing Israeli-Pakistani Relations - Podcast

The Prologue to violence in early childhood - Pod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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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lso am a senior research analyst with the Islamic Theology of Counter Terrorism directed by Noor Dah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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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圈内人”的评价

对于我来说，我的研究的最重要的效度来源于那些成长于部落和部族的、对羞耻荣誉文化有着第一手的体验的人。不断有人来告诉我，我的研究使他们明白了在父权制羞耻-荣誉环境下所忍受的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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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做深度研究

为什么我们要进行深度研究？或者为什么我们应该从心理的角度进行深度挖掘？因为探究jihadis的内心和身体语言，让你获得了一种有效的心理工具。它不仅能够让我们明白恐怖主义是什么，这种特别的知识也解构了恐怖主义者的高调。我们可以透过皇帝的新衣看穿陈旧的把戏。所以这种知识使我们变得更有智慧，帮我们找到更有效的干预之道。这种知识也让我们在这场漫长的战争中学会弹性地处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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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理草坪亦或是根管治疗？

​我们只是像修理草坪或者打地鼠那样在表面上应对jihadis问题，还是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或许并没有一个非此即彼的答案，因为两者是可以共存和相互结合的。而且这么结合对于解决问题而言会更有效和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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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最后，作为一个有七个孙辈的祖母，我对你我的后辈们抱有乐观的看法。极端主义是可以应对和控制的。其中教育是关键因素。尽管没有一劳永逸和速战速决的解决方案，我们不能放弃为理性以及子孙后代所承担的责任。不要因为害怕而不敢投入努力。上帝保佑你。